关于发布《200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指南》及受理项目申报的公告
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第34号
关于发布《200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指南》及受理项目申报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法学理论研究，根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司法部200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指南》（简称《课题指南》）面向全国公开申报。现将项目申报受理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以下简称“部级科研项目”）的立项原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国家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规律，研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决策、立法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项目类型
（一）重点项目
（二）一般项目
（三）委托项目
（四）中青年项目（自拟课题，经费资助参照一般课题）
（五）专项任务项目（经费自筹）
三、申报受理范围
全国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法学类社团、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且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报条件者均可申报。
四、申报条件
（一）申请者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
（二）申请者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申请重点项目者，项目主持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副厅（局）级以上职务。申请中青年项目者，项目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年龄不超过39周岁，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其他项目的申请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副县（处）级以上职务或已取得博士学位；
（三）申请者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对申报课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有足够时间专心研究；
（四）每个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请；
（五）专项任务项目的申请者须自筹3万元以上的研究经费（不含出版经费），并附经费资助单位的证明材料。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
（一）正在承担司法部部级科研项目未通过成果鉴定的；
（二）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中央部委、省（区、市）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同一研究内容的课题。
凡在项目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司法部有权撤销已立项课题，并取消个人两年申报资格。
五、申报办法
（一）项目申报受理工作原则上按申报单位集中办理。申报材料请从“中国司法科研信息网”（网址：http://www.lawstudy.gov.cn）上直接下载；
（二）申请者请认真阅读《管理办法》、《课题指南》，按照要求填写《科研项目申请评审书》；
（三）项目申请者所在单位应对申请者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按规定签署审核意见；
（四）申报材料使用WORD软件录入、A4纸打印的《申请评审书》一式7份（含原件1份）及软盘1份。
六、项目评审收费
（一）收费标准：
1、重点项目每项300元；
2、其他项目每项230元。
（二）汇款方式：
1、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红星支行
户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帐号：01090330400120120001515
2、邮局汇款：
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研究室科研管理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邮编：100020
(请注明“司法部项目评审费”)
七、项目申报时间
（一）2004年8月15日开始，9月30日截止（以邮戳日期为准）。
（二）材料寄送
收件单位：司法部研究室科研管理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邮编：100020
联系人：任永安
联系电话：010－65206810、85626170
传真：010－65206850
E－mail: sfky@lawstudy.gov.cn
网址：http://www.lawstudy.gov.cn
二00四年八月十日
附《司法部200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指南目录》
一、重点研究课题
1、法律发展与科学发展观
2、农村法律服务问题研究
3、罪犯心理矫治教材
4、宪政与“三个代表”理论研究
5、宪政原理与中国法治特色研究
6、中国司法行政制度研究
7、反行政垄断对策研究
8、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研究
9、中国古代监狱制度
10、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11、政府官员问责制下的刑法问题研究
12、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13、指定辩护制度研究
14、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比较研究
15、检察权的滥用及其防治
16、民法典体系问题研究
17、新中国民法典起草历程回顾
18、精神损害制度研究
19、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20、律师制度研究
21、律师权利义务研究
22、法定公证与民商事法律秩序维护
23、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
24、维护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法问题
25、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完善——司法的途径
26、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
27、军事律师制度研究
二、一般研究课题
1、执政为民与公民权利体系研究
2、紧急状态的法理研究
3、中国和平崛起的法治环境研究
4、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
5、司法公信力研究
6、中国近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演化
7、中国古代职务犯罪的防范与惩治
8、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
9、中国刑罚文化研究
10、宪法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发展
11、宪法监督制度研究
12、行政收费制度研究
13、行政应急机制研究
14、法律服务市场诚信体系问题研究
15、陪审制度比较研究
16、司法人员职业能力测评
17、循环经济立法研究
18、生态农业法律问题研究
19、外来物种入侵法律问题研究
20、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标准研究
21、劳教人员矫治效果评估标准研究
22、惩治外逃贪官的国家间合作问题研究
23、恐怖主义对策研究
24、律师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25、媒体犯罪的刑事抗制
26、群体性事件处置与应急机制建设研究
27、网络安全的法律对策研究
28、侦查权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
29、审前羁押制度研究
30、冤错案件成因研究
31、诉讼费用研究
32、民事诉讼体制研究
33、行政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34、新闻侵权研究
35、海域使用权研究
36、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37、民事习惯法研究
38、旅游合同研究
39、中国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规制
40、关于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
41、税法的适用理论及其避税问题研究
42、农民税收的法律规制
43、城市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44、电子商务争端的管辖权问题研究
45、劳工权益的国际保护与WTO贸易规则的协调问题
46、国际共享资源的国际法问题
47、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48、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法律研究
49、美、欧、日贸易法与贸易政策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50、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研究
51、军事征用法律制度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