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性侵幼女的犯罪有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由于法律上认定幼女不具有性的自决权，因此，即使幼女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也按“虽和同强”认定对方构成强奸罪。我国设立的嫖宿幼女罪则违反了这一法律认定和公众共识，因而饱受法律界的诟病。这一存在明显问题的罪名何以产生并存续至今？有必要追溯其立法的过程。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正确处理性侵幼女事件


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嫖宿幼女罪，首次对嫖宿幼女行为予以规定的是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该条例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论处。1997年3月1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刑法修正草案，嫖宿幼女的仍按强奸罪的规定处罚，而1997年3月13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草案却将嫖宿幼女行为单独定罪，且将该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由侵犯幼女人身安全的犯罪转变为侵犯社会良俗风化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的一个犯罪，其立法过程是处于怎样的一个考虑，笔者一直在思考。


从罪状的规定看，刑法第360条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是指男子或女子经幼女同意并以支付财物等利益为手段，对幼女实施性交或性交以外的猥亵行为，它与犯罪主体只能是男子、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性交的强奸罪有明显区别，也与犯罪对象可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或幼男、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猥亵而非性交的猥亵儿童罪相区别。这能否就说明嫖宿幼女行为具有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呢？笔者认为是否定的，理由是：


（一）嫖宿幼女罪是否违反法律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嫖宿幼女罪将幼女分为卖淫和非卖淫幼女并在刑法上予以区别对待，直接违反了以上宪法原则。根据调查，卖淫幼女多为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或离异再婚家庭，她们缺少父母的爱护和保护，极易在生存的压力和财货的诱惑下“自愿”成为恶人们的玩物，卖淫幼女是不幸的，但她们和其他更幸福的幼女一样具有的平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应被剥夺。


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虽和同强”，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采纳的法律原则，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也采取此原则，对奸淫幼女的，即使获得幼女的同意，也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幼女心理尚未成熟，社会为了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法律上不承认其具有性的自决和同意性行为的权利，对以幼女“同意”为由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人按强奸罪处罚，也正是不承认幼女“同意”的法律效力。嫖宿幼女罪却以卖淫幼女同意为理由，承认幼女的性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前述法律原则，也与强奸罪的规定相矛盾。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不得因出身或其他条件而有任何歧视，《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儿童优先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则违反了上述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和平等保护的原则。


此外，幼女社会阅历浅，自我保护能力弱，受侵害的可能性很大，从社会各方面权利平衡的立场看，对幼女的保护力度应更大，近年来不断出现幼女被性侵的事件说明了对幼女的法律保护不是过大而是不足。嫖宿幼女罪与强化对幼女的法律保护的道路背道而驰，不利于严惩豪强恶霸依仗权钱欺凌幼女的恶行。


（二）该罪的罪名归类及法定刑设置还需要斟酌


强奸罪、强制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都严重侵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刑法将前二者罪归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而将嫖宿幼女罪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按照法律的规定，嫖宿幼女和普通的嫖娼行为虽然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但后者不构成犯罪，可见嫖宿幼女罪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幼女，但保护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认为，当然应是保护幼女的人身权利，应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章中，可见该罪的类属划分不合理。


嫖宿幼女罪的最低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比强奸罪和其他暴力性犯罪的起刑点都高，体现了法律对嫖宿幼女行为从严打击的态度，但是，最高法定刑却为15年有期徒刑，与强奸罪重罪最高可处死刑相比显得过轻。在发生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多人或致使被嫖宿幼女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它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社会危害性无异，而二者的法律后果却迥然不同。可见，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整体太轻。


由于以上立法缺陷，司法实践中对以支付金钱等利益为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在罪名适用上不统一。例如，有主张认为以重罪定罪处罚，即，具有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的，应构成强奸罪，不具有该情形的则构成嫖宿幼女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视性侵幼女行为的法律性质，是错误的。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规定，以猥亵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规定，嫖宿幼女罪既无必要，反而有害，应予废除。嫖宿幼女罪理应废除，迟早会废除，当前情况下可以先在司法系统中统一认识，确认嫖宿幼女的行为分述强奸或猥亵儿童行为，避免因适用嫖宿幼女罪损害法律的公正和造成公众对法治的不信任。


二、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制度的构建


前述立法修改和司法适用都属于事后的处罚措施的补救，更重要和必要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事前的预防，没有全面的有效的事前预防保护制度，只可能惩罚类似的“万宁案”中的万一，而不能防止其发生和保护其余绝大多数受害儿童，原因是，此类案件多发生于幼儿园、小学、旅店等封闭性场所，而未成年人在以上场所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寻求帮助的能力严重不足，即性侵幼女犯罪的黑数极大，有必要全面构建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制度。


（一）制定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状况公开制度


幼儿园、小学等教育机构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着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律责任，因而对外界相对封闭，但是，正由于未成年人处于相对封闭的场所，才极易发生场所内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靠对传统的师道的信任，还必须建立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记录与公开制度。我们应借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儿童权利监督制度、挪威的儿童监察使制度等，规定对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状况进行记录和事后备查，禁止儿童在不受监护人及其委托人的保护情况下离开教育场所。该制度能有效预防和发现封闭性教育场所内包括性侵幼女在内的各类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性质

王小卫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权利的主张，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无过错方在提出离婚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是无过错方在过错方提起的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三是在过错方提出的离婚诉讼结束（离婚）后，无过错方在一年内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由于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方式不同，导致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性质在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下各不相同。
在第一种情形下，由于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和离婚请求一并提出的，通常在诉状中体现为“诉讼请求：1、离婚；2、分割财产；3、子女抚养；4、损害赔偿。”的模式，此时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和离婚、分割财产、解决子女抚养等请求是并列的关系。故在这种情形下，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就自然成为离婚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请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其在诉讼中的性质应等同于其他诉讼请求，并无特殊之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诉讼费收取的办法，对这一统一于离婚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请求计收相应的费用。
在第二种情形下，由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在一个已经开始的诉讼过程中提出的，且它的提出并非为了对抗和抵消提出诉讼一方即存有过错的原告的诉讼主张，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建立在对方当事人存有法定过错基础之上的请求。首先，这一请求是由无过错的被告向有法定过错的原告提出的，所以肯定不属于原诉诉讼请求的范围。其次，这一请求是基于对方当事人存有法定过错而产生的，所以该请求不能抵消和吞并原告在离婚诉讼中的请求。最后，这一请求依附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如若婚姻关系通过诉讼最终未解除，则该请求就不会获得人民法院的审查和支持。所以该请求并不能构成反诉。因为反诉在原诉撤消或被驳回后并不影响反诉请求的审理和裁判。而在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中，一旦原告撤回诉讼或其离婚请求被人民法院驳回，被告基于无过错理由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随即便失去存在的基础和条件，随着解除婚姻关系请求的消亡而不复存在。此时，如何认定无过错的被告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怎样判断被告应否就其请求交纳相应的诉讼费用就成为一个难题。
在第三种情形下，无过错方通过独立诉讼的方式主张损害赔偿，同于其它侵权诉讼，无须多言。
对于第二中情形下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可结合第一和第三中情形，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离婚案件是一种复合诉讼，包括主诉和附带之诉。其中解除婚姻关系是主诉，而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是附带之诉。同时，离婚案件也是一种递进式的诉讼。后一诉讼请求是建立在前一诉讼请求成立的基础之上的。如前一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则后面的诉讼请求就不复存在。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离婚案件时，总是按照主、附，前、后的次序来进行审查和裁决。具体而言，就是先决定是否应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在预先决定应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的审查处理附带的诉讼请求。这就给了我们解决以上难题的机会。
在人民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解除预先做出判断的情况下，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性质就已经被这一预先判断所决定。离婚案件最终的处理无非解除婚姻关系和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两种结果。在人民法院预先认定应解除诉讼双方的婚姻关系时，人民法院就必须对被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进行审查和裁判。此时，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解除婚姻关系]已经稳固建立，不再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其性质应等同于一个独立的诉讼。即类似于前文论及的第三中情形。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则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计收相应的诉讼费用。至于其请求是否成立，应否获得支持，因对在此时的性质毫无影响，故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同理，在人民法院预先认定不应解除诉讼双方的婚姻关系时，被告提出损害赔偿的基础已经在法官的认知中不复存在，人民法院已无须对被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进行审查和裁判。被告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情形就等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对该请求应不予受理。表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是对该请求不予以审查和支持。此时，被告在诉讼中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性质类似于缺少必要诉讼要件[解除婚姻关系]的起诉，不为人民法院所受理。对于不于受理的案件，就不存在交纳诉讼费用的问题。
当然，以上对被告在诉讼中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定过程，并非是可公开明示于双方当事人的，它应属于法官内心的具体认知活动。但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性质的认定结果却是必须在离婚案件的最终裁判中有所体现的，具体表现为支持、驳回、不予审查、收取诉讼费用等。
作者王小卫 我的HTTP://wusuowei.cnlawblog.com/ 我的E-mail:wusuowei-12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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