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分析国内外证据的形势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精髓,没有证据案件事实无法认定,司法裁判难以作出,因此证据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后,修订和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已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在立法模式上还存在不少分歧。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除了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依据我国的国情外,还应重点考虑证据立法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这不仅是关系到证据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问题,也是影响证据法规范在实践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功效的重大问题。
　　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各国。研讨证据法自然也应当了解主要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进而选择可供我们借鉴且能在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的立法模式。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总体上是两种立法模式。
　　（一）、独立的证据法典模式。
　　采用该立法模式的大多是英美法系各国,在证据立法方面,英美法系制定有独立于其他部门法律的证据法典,但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又有一些差别。(1)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采用统一证据立法方式,法律适用效力及于所有诉讼。美国曾先后制定《模范证据法典》、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统一证据规则》与《联邦证据规则》等证据法,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也都有统一的证据法。这些证据法不仅具有刑事证据的内容,也包含有民事证据的内容,具有适用于所有诉讼的效力,构成三大诉讼法统一适用的证据法律体系。由于遵循先例的法律文化传统,除这些法典构成证据法重要表现形式外,还有依据对宪法和其他法律解释而产生的大量判例法。(2)英国也是单独立法,但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而是实行民刑证据相分立的模式,如《1972年民事证据法》、《1995年民事证据法》适用于民事领域,而《1965年刑事证据法》、《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和《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等则只适用于刑事领域。对抗制诉讼最初产生于18世纪的民事诉讼中,律师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期的刑事审判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对抗制的诉讼程序,到19世纪,一些证据规则,只在民事诉讼中得以建立。在刑事诉讼方面,由于1907年以前没有设立专门的刑事上诉法院,刑事上诉机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法官未能将证据规则体系发展得如同民事诉讼那样。直到20世纪中期后,由专门的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对证据制度进行全面审查,产生的证据规则相继被有关的证据法所吸收。现代英国尽管民事和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制诉讼,但是在审判程序中存在很大不同,制定法的改革采取不同路线,也加大了民刑证据法之间的差异,故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证据法,而是根据不同诉讼分别立法。
　　(二)融入其他法典中的证据立法模式。
　　在证据法方面大陆法系各国采用与英美法国家完全不同的模式,没有制定独立证据法典,而是将证据法规范分散规定在诉讼法典或实体法典之中,成为该法典内容的一部分。多数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内容规定于诉讼法典中,但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在实体法之中,如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了部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虽然大陆法各国将刑事证据的内容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但是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又有所区别。比较两大法系证据立法,可见英美国家采取独立立法形式,既有各类诉讼证据合一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立法例,也有英国只适用于单一相关诉讼领域的立法例。而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独立的证据立法,证据法规范散见在诉讼法典中或者实体法典中。从证据法的形成特征看,英美法国家由普通法的传统法律文化所决定,在证据法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法官,证据法的内容是法官长期司法实践和遵循司法先例的结果,是对判例法的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判例繁多,这又需要通过制定单独的法律形式来加以总结归纳。由于庭审中法官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少,束缚法官对案件真实情况发现的证据规则自然也就只做较少规定,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没有进行专门立法,只是将证据法规范作为诉讼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反映在诉讼法中。我国现行证据法规范采取的是大陆法系立法体例,没有单一的证据法,其内容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成为诉讼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三大诉讼法尽管都有证据专章,规定却过于原则、粗放。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专章只有8条,加之其他章节中的相关条文,也不过20来条,其他诉讼法也大体如此,这与证据法在诉讼活动中应有地位极不相称。由于证据法制的匮乏,造成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结果等一系列证明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无法约束证据取舍和判断过程中的恣意、武断行为,成为影响诉讼程序公平和诉讼结果公正的重大障碍。虽然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补充一些证据的条文,充实、发展了证据制度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证据制度远落后于其他法律制度,极大地阻滞了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的证据立法模式可供选择方案有四:其一: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立法模式,制定合一制的统一证据法。这种观点认为,三大诉讼证据有其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证据问题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共性大于个性。其二,采用英国的立法模式,分别制定适用于不同诉讼性质的单独证据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法律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与证据规则的诸立法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制定统一的证据法不仅立法技术上的难度很大,而且在法律的适用上也会带来种种不便。其三,借鉴大陆法系的证据立法,仍然维系我国现有的证据立法体系,在原来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加以细化、补充,即在诉讼法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其四,认为我国从长远的目标看,应当制订统一的证据法典,但是考虑到目前制定法典的条件尚未成熟,为解决司法实践的证据适用上的现实需要,应当制定单行的证据法,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


浅析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白静浦


　　罚金刑的修订，进一步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与种类，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惩治经济犯罪和贪利性质的犯罪。此外，罚金刑的种类得到进一步明确，罚金刑的运用由原来的选择性法定刑或独立适用，而改为与其他主刑并处适用，强化了罚金刑的执行措施及缴纳方式，这无疑为罚金刑的正确适用和顺利执行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完善罚金刑的规定。
　　一、罚金的缴纳方式。根据修订的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自动缴纳。这是指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犯罪分子能够按时、自觉、主动地缴纳全部罚金。自动缴纳是实现罚金的最主要方式。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属自愿代替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允许。如果被判处主刑，这种悔罪表现可作为减刑的情节适当考虑。（二）强制缴纳。这是指人民法院规定的缴纳期限届满，有缴纳能力的犯罪分子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罚金，人民法院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强制犯罪分子缴纳。强制缴纳措施有查封、变卖财产、冻结存款、扣留收入等。笔者认为，对有缴纳能力、期满未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措施、变卖其财产或执行其钱款时，也应当扣除其拖延履行这部分罚金的利息，利息可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只有如此，才能给拖延罚金缴纳的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另外，拖延缴纳会给司法机关罚金刑的执行增加不必要的难度。因此，对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在惩罚力度上应当和一时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犯罪分子有所区别，否则，就会影响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罚金刑的执行。（三）随时缴纳。对于不能一次性足额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缴纳。这一方式有助于保证罚金刑的实现。缴纳罚金，不受刑罚时效的限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被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执行罚金刑，从而更好地发挥罚金刑应有惩罚作用。（四）减免缴纳。在判决生效后，由于无法抗拒的原因（天灾人祸等等），按原判决数额缴纳确有困难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缴纳。笔者认为，减免缴纳罚金必须具备几个条件。1、确有无法抗拒或者基于人道主义事由；2、缴纳原判决罚金确有困难；3、须经犯罪分子本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申请；4、经人民法院查证上述情况属实。只有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才能考虑减少或者免除罚金。
二、罚金刑的完善。（一）废除无限额罚金刑。修订的刑法对许多贪利性犯罪规定罚金的比例或上、下限额等，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仍有些犯罪保留了无限额。如果罚金刑不规定相应限额，则往往造成人民法院对罚金判决没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参数，极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法制统一。（二）应对依法受贿犯罪规定相应的罚金刑。在贪污贿赂犯罪中，除了单位受贿罪、行贿罪规定了并处罚金外，许多自然人犯罪条款只规定了没收财产，且没收财产也只能在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才可并处，出现了量刑幅度不衔接的情况。（三）罚金数额的确定应与犯罪分子的实际承受能力相吻合。修订的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犯罪情节轻重，决定了罚金数额的大小。缴纳罚金还应考虑到犯罪分子的经济善及承受能力。如果罚金过多，超出其负担能力，就会使犯罪分子产生抗拒心理，影响刑罚的适用效果；如果数额过少，就会使犯罪分子感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起不到处罚作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运用好自由裁量权，其罚金数额应当定位于刑罚执行效果与其实际承受能力的平衡处。（四）明确罚金刑的执行措施、方法，以保障罚金的实现。修订的刑法虽然规定了缴纳罚金的种种方式，但法治成本理论告诉我们，缴纳罚金本身这一司法的动作过程就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随时缴纳罚金的内容，但对于流窜作案、家在外地的犯罪分子而言，不管随时缴纳还是强制缴纳都是相当困难的，一是涉及到异地执行，需要当地司法机关配合；二是犯罪分子的财产不易掌握。有的虽有财产但采取转移方式，有的根本无财产可追缴，而又不符合减免缴纳罚金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具体规定措施和方法同时，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的业务职能分工，建立相应的执行保障体系、机制和措施，以有效地保障罚金刑的执行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