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
——基于农民阶层与经济法的双重分析视角

李长健
转贴自：《经济法学家》（2006）　　原作者：李长健

摘 要：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变。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和组合深深影响着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变化，有时还主导着其发展方向。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有着自身的本质性、时代性内容、要求和发展趋势。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则是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解。经济法已成为社会利益实现及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共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民商法为补充、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民阶层会使社会利益原则的价值序发生方向性影响、内容序发生层次结构支撑性影响和主体序发生动力性影响。
关键词：农民社会阶层 社会利益原则 经济法律制度 价值序 内容序 主体序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系统化的改革和建设措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带来了制度文明；不仅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变。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1] 结构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必将使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发展变化。事实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伴随着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利益之争，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关注利益的矛盾、冲突与协调，研究阶层对利益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则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
何为社会利益？对社会利益内涵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围绕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研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即社会利益）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2] 可见，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亦即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利益。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一书中将利益分为三大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我国学者也纷纷对社会利益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根据利益主体进行分类而来的，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4]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包含广泛的内容。[5]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一样，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为内容，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并且排斥国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区域内，所有的个人与组织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7] 笔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导致对“社会利益”的不同认识。如果将“社会”作为包罗一切的广义理解，社会利益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将“社会”作为相对狭义的理解，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质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9]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0] 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社会利益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认同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认同：如不作特别的分析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同义。社会利益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基于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对诸种社会要素和社会状态的共同需要所体现的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是广泛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具体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在对社会利益有了初步认识后，我们分析一下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我们知道：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11]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在不断变动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其资本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流动机制等方面都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变化，[12] 其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阶层基本成份不会有大的巨变。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阶层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而导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会的利益整合机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机制。反映在利益关系上，就应在增强阶层群体意识，在促进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整合不同价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标、利益和谐与社会公正。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归一措施是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社会利益，通过社会利益的质与量的双向供给，从而满足多元化利益主体对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会冲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础。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从其外在形态看，正经历着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化；从内在依据看，正经历着以无形资产（权利、声望等）向有形资产（金钱、财富等）为划分依据转化；从其发展历程看，正经历着分化型分化（纯粹的阶级层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转变，[13] 正经历着自然、自发分化为主向国家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分化方向转变。但总的看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14] 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法治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更加剧烈，社会阶层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走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正经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不断发展中的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利益形态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使社会利益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已不再是纯市场的行为，国家的介入、社会制度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影响、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会阶层分化有了可发展、可规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进动力和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制度的作用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下影响社会利益形态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响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中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实现的本质性、时代性要求。
二、法律原则化的社会利益
（一）法律原则化：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
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法治社会，社会利益的相对独立是不争的事实。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不仅是法治化国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需要。在社会阶层分化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对因分化产生的新的阶层结构的阶层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与协调，以实现利益的和谐，而利益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增量化、独立化和法律化，因为阶层分化中新阶层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只有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才能为和谐利益关系的形成提供可能。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本身不属于法治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法制建设提供动力；尽管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但它可以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提供基础和出发点，有时还可以成为法律实质性判断的依据。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就是应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确立社会利益原则。
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是对社会利益的价值提升，其价值取向是实质正义。将社会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保障社会利益、实现实质正义的本质要求。相对于普遍化价值的形式正义而言，实质正义反映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价值，是局部的、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享有的价值，是其对现实的享有与满足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进个人追求个人目的而达致的社会普遍利益，而且努力为社会成员制造条件，积极为其寻求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享有的途径。[15] 特别是在社会成员无法自身实现具体、现实的利益时，国家通过法治手段介入，进行社会制度的理性安排，就显得重要和必然。
（二）原则制度化：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现代化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必将伴随经济与政治体制转轨、文化模式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改革和现代化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个体利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和条件，而且为社会成员进取获胜或失败营造了充满活力、彰显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础。可以说，改革和现代化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动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与现代化的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要求我们必需高度重视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分化所呈现的利益主体异质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获得途径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与冲突显化等特点，[16] 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紊乱和繁变。这种不稳定的利益结构关系将严重影响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以社会利益为基础、个体利益为主体、国家利益为保障的和谐的利益体系，合理架构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
1．社会利益基本属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人们一般认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体利益的结果必然促进了社会利益。于是充分实现个体利益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失灵，伴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利益结构中的基础性利益——社会利益不断走向社会和制度的前沿。社会利益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表现形式多样性[17] 和利益主体不确定性等属性，这些属性要求国家以社会利益对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为目标，在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道德评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据制度规则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介入。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价值追求的国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会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视个体利益至上所带来的社会流弊，总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寻求一种自然秩序与设计程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以反映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的属性要求，以实现社会公平。[18] 不过，在社会利益原则的制度嵌入中，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或政府失灵，又要防止市场失灵，更要防止制度的失灵，防止各种扭曲正常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价值力量，进行法律判断、道德判断、文化判断为内容的综合判断建立促进和谐利益关系发展的反扭曲利益机制，以实现社会利益对公平与正义的实质追求。正如E•博登海默所说“仅仅培养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19]
2．法律共同的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目标任务。和谐的社会需要公正，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在国家运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去组织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特别是实质公平正义时，社会利益原则就是衡量行为规范与否、社会和谐与否、社会公正与否的基础性原则，就成为所有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法律规则基础的法律原则根源于社会现实条件，反映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求和规律，体现出法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原则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的最高准则。社会利益原则体现着社会阶层分化下个体、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联系的基础性要求，是各部门法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所应依据的准则。对社会利益的实现、维护与增进应成为各部门法制度构建时均应遵守的利益衡量原则。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每项权利实际上都可能让步于公共利益。”[20]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进行各类利益整合，物质层面、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等都存在着许多急需整合的问题。作为制度层面的整合而言，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背景下，伴随法律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的脚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第三法域）的法律制度均需要进行制度整合，从而实现制度和谐。而不同法域的部门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的利益基础就是协调并和谐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制度安排中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以社会利益原则为制度安排联结性、和谐性原则去架构和谐社会中的部门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任何部门法都应成为社会利益的守护人，不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不仅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没有权威的。
3．经济法——社会利益实现及其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法律的共同目标。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可以说，围绕社会利益原则，我国法律制度已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经济法为主体、民商法为补充和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
宪法是法源，是国家的根本法，对社会利益保护和最基本社会利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宪法条文中处处得到体现，是保护社会利益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我国宪法第51条之规定则是宪法最具核****的规定。行政法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21] 其对社会利益的优先保护主要体现在，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行政法价值取向当然地将社会利益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保护社会利益不仅是行政法的根本立法目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需要。社会利益之于行政法的创新和实施同样具有本体的意义。这也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法律中的表现。[22] 民法的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需要。在追求人人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获得平等的机会利益，体现鲜明的形式公平的同时，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成为其固有的内容，只不过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表现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以个体利益为载体。[23] 民法自身隐含着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利益原则维护的必要补充，商法更是如此。诉讼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原则的维护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公益诉讼中，在此不多赘述。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产生于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作为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协调的经济法必须以社会的整体利益[24] 为最高准则。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既保证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协调，又保证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平衡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首先，经济法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要求。人类的行为不再是个体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自产生之时起，就决定其应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为一切利益维护的首位。其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其整体性、全局性利益是市场内部主体个体利益、社会内部主体个体利益，乃至体现对阶级统治的管理秩序维护的国家利益所替代不了的。再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超越当代的、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它不仅追求当代社会的整体利益，更主要维护代际之间的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中的运用，兼顾效率与效益，兼顾个体与整体，兼顾公平与公正，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保护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和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是经济法视野中社会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最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主要由国家去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是主要借助国家权力，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法进行规制，对社会经济进行协调而实现的利益。[25]
经济法制度以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为最高制度准则：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通过平衡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实现经济自由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持续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的协调统一。经济法在国家对整体经济生活的干预协调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处理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26]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法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生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的体现，是经济法的宗旨和精神的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经济法的一切领域均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要的最高准则，亦即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在经济法视野中，一切经济法行为、经济法制度安排的好坏、优劣，其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程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2）经济法在协调个体效益、集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时，以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亦即社会整体效益优先。
经济法自产生以来，为回应社会化大生产对法律的挑战，从社会本位出发，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责任，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取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法律制度中的主体制度力量。
三、农民阶层——影响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属于经济基础变化对上层建筑影响的范畴。社会阶层的每一次变化均会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社会利益原则属于法律制度层面中法律原则的范畴，社会利益原则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相应而行，有时其原则的变化可能还超前于对具体法律规则的影响。换言之，在社会阶层变化下，法律原则有可能领先于具体法律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对法律规则，特别是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程序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更使法律原则的变化成为解决具体法律规则未改变（或未产生、未生效）之前出现的新情况的制度规范。这是否说明法律原则较法律规则所具有的较强稳定性发生改变了呢？我们只能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的，稳定性不应成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表面的稳定不代表其内涵的一成不变。笔者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法律规则，但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高位阶性、普适性、原则性和相对稳定性，才是两者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不仅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运用规则，而且可以弥补没有相应法律规则时的不足，代替规则作出裁决。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和来源，往往体现一种价值观，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的模式或模型。”[27] 在判例法中两者的关系较模糊，成文法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比较明晰。就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而言，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往往最先影响的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原则的因时而变。
研究阶层对法律原则的影响，笔者尚未查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尝试，笔者就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进行探讨性研究，祈望能为阶层分化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其一，社会阶层分化必将引起制度层面的变化。其二，农民阶层是可分化的，其分化是中国阶层分化的主体，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持续演进着。其三，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取向、形态、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一）价值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方向性影响
中国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走向，中国农民的法律特征同样决定着中国法律的正确走向。[28] 重视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影响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和根本的。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社会利益原则价值实现的次序和方向。在农民阶层大量分化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对利益的追求大都存在个体多元、性质一致性的“异体同质”现象。可以说，农民是当时我国最具利益一致性的群体。随着阶层分化的进行，这种“异体同质”现象不断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利益目标和大规模性特点尚未真正改变。农民阶层的这一利益目标和特点决定着社会利益原则对不同价值追求的序列。尽管“就各种价值目标或利益主张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最优标准，但我们仍能对价值的位阶或利益的轻重作一基本排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据以判断‘序列’及‘层次’的标准。”[29] 德国学者克莱以量最广，而且质最高的价值作为最优先次序的价值。[30]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实际判决中也确定了个人利益应符从“更高的社会利益”价值序列。笔者认为，从判断标准来看，这种“量最广”、“质最高”还不足以成为价值的次序的判断标准，特别是社会阶层处在不断分化、社会关系不断现代化、社会主体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对价值序的影响，还应考虑农民阶层分化的方向和价值的质与量的方向关系。量最广、质最高，与阶层分化同向的价值才是社会利益原则所追求的最优先序的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量广、高质、同向”，或阶层分化与价值追求的“同质同向下的量广”。那种“同质异向”、“异质同向”、“异质异向”的量广不应成为社会利益原则最优先次序的价值。
（二）内容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层次结构的支撑性影响
从历史看，法不仅与社会阶层分化而同时出现，而且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也是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得到完善，得到适用。法在运行中不断地对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不断地对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对不同利益的需求也影响着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巨变，使原来较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这些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往往伴随着城乡的密切交流，使传统较封闭的单一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开放、变化着的农村社会结构支撑着国家法律在农村的运行，可以说，农民阶层的阶层分化与流动为法律运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性支撑。这是一种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得农民阶层在这种利益结构关系下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内容有了更加明确、富有层次的、不断拓展着内涵和边界的要求，农村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向橄榄型转化。从阶层内部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中间阶层在不断壮大，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从阶层外部而言，农业劳动者正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这些变化使社会利益原则中社会安全、机会公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利益层次内容不断得到层次性的加强、适用区域的拓展和结构性的支撑。阶层层次结构影响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影响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层次结构，这一逻辑链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加强。我们可以说，农民阶层可持续分化是推动农村法治的动力，并为法治提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
（三）主体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动力性影响
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需要各种载体形式，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是其基本的载体形式。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在于：通过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形成不同的主体形态，推动着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这些主体形态包括国家、政府、各类市民社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种类繁多、层次多样、关系复杂、不断变化的形态。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成为影响社会利益原则发展的动力。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可转化性等特点加强了社会阶层对其发展的动力作用，并通过阶层及其组合的主体形态之间所进行的集体选择，将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主体位序进行排列，从而使表面上因社会利益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主体虚置状况得到契约化、制度化的改变，使不论在任何社会时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社会利益的主体。
国家是社会利益原则的确定者和当然代表者，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利益原则主体序中位阶最高、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融合互动的国家社会模式下，[31] 各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由单纯意义上行动走向制度契约下的博弈与妥协。社会主体通过大量的争执、交易、妥协达成的以社会整体的名义对外的利益诉求，唯有借助国家的成熟的、覆盖面最广、组织体最完善和强大的、广泛的民主商议机制来实现，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利益代表者有了制度上的现实性和保障性。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也为国家代表社会利益准备了基础性条件。国家将整个社会各类成员集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联系方式得以法律制度化的固定，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有序的状态存在着。毫无疑问，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利益的适格性。[32]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者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作用远强于维护者的作用。政府自身的利益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使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最佳社会利益维护者。政府对社会利益维护中的缺陷需通过国家、社会中间层主体、社会个体和其他阶层组织来弥补。社会阶层中的个体也同样因为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但其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享有者。社会个体通过对社会利益获取游戏规则的认可去展开利益的争夺和对社会利益的享有。纵使有时失败，也期待在下一次机会中获得成功，从而使社会利益有了使游戏可持续下去、并服从大局的社会阶层基础。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利益整合与形成机制、有效的维护机制外，还需有表现各阶层利益的诉求的表达机制，有畅通的阶层分化流动机制（特别是向上流动机制）和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共享成果的机制。这样，就会使各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共识，使社会利益原则在法律原则体系中的位阶得到有共识的提升。中国农村阶层分化、流动与整合是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变迁，促进了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追求的觉醒。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使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的作用、分享的机制体系和维护的机制有了更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实现的路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发展。可以说，农民阶层已成为社会利益发展的新的重要的动力，也必将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利益发展序、时空序、社会利益形态、运行机制体系、规则制度体系、实现范式和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将在今后分别对其进行探讨，祈望能对此命题有一个体系化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现有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且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着社会发展程度和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参见陆月娟：和谐社会与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J]. 上海金融学报200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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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应受一般保障的社会利益（如和平与秩序的要求、一般安全、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二是关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利益。三是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四是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五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般进步的利益。六是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这种要求能使个人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参见（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 通过社会的法律控制：法律任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7—41.
[4]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7.
[5] 孙笑侠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参见孙笑侠. 论法律与社会利益[M]. 中国法学，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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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辞海[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611.
卫生部 国务院纠风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关于印发《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卫规财发〔2012〕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纠风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监察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监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纠风办、发展改革委、监察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为规范各地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我们研究制定了《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


卫生部 　 国务院纠风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监察部
工商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2012年12月17日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明确当事人的行为规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指高值医用耗材是指直接作用于人体、对安全性有严格要求、临床使用量大、价格相对较高、社会反映强烈的医用耗材。参考目录详见附件。

第三条 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举办的有资质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采购高值医用耗材，必须全部参加集中采购。鼓励其他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自愿参与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第四条 实行以政府为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以下简称集中采购）工作。医疗机构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必须通过各省（区、市）建立的集中采购工作平台开展采购，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平台和统一监管。研究探索部分省（区、市）联合开展集中采购的方式。

第五条 集中采购工作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廉洁和科学诚信原则，保证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平等参与，禁止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

第六条 集中采购周期原则上为两年一次。开展产品增补工作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七条 依照本规范需要进行集中采购的高值医用耗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实行集中采购：

（一）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需进行紧急采购的；

（二）发生重大疫情、重大事故等，需进行紧急采购的；

（三）卫生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章 集中采购机构

第八条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不再新设集中采购机构，沿用现有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机构、管理机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第九条 集中采购领导机构负责制订本省（区、市）集中采购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监督管理办法，研究集中采购工作的重大问题，协调并督促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集中采购相关工作。

第十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制订计划和规则、组织管理、监督检查，具体包括：

（一）按照领导机构的要求，根据各省（区、市）医疗需求情况，制订年度集中采购计划、采购产品类别和工作方案。未列入省级集中采购计划的高值医用耗材，各地（市）报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备案后，可以自行组织采购；

（二）组织、协调、推动本省（区、市）集中采购工作；

（三）组建并管理本省（区、市）集中采购专家库；

（四）指导、管理并监督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集中采购工作；

（五）审核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报送的集中采购文件及集中采购结果等；

（六）组织对医疗机构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 调查、处理相关投诉和举报；

（八） 向集中采购领导机构负责并报告工作；

（九）承办集中采购领导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接受集中采购管理机构的领导，负责本省（区、市）集中采购工作的具体实施，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工作制度、工作守则和工作流程。主要职责包括：

（一）根据集中采购工作方案制订采购实施细则，编制集中采购文件，报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审核通过后公布；

（二）受理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资质证明文件、产品资质证明文件等，提请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审核；

（三）组织实施产品填报、网上报价和产品遴选等工作；

（四）报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审定并公告集中采购结果；

（五）督促医疗机构与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在集中采购结果范围内签订购销合同，并协助集中采购管理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

（六）负责本省（区、市）集中采购工作平台的技术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和设备的维护，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七）为医疗机构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八）定期统计分析本省（区、市）医疗机构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网上采购、配送、回款等情况，做好网上监控；

（九） 组织相关业务技术培训；

（十） 协助调查和处理相关申投诉和举报；

（十一）向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负责并报告工作情况；

（十二）负责集中采购工作相关资料归档和保存；

（十三）承办集中采购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集中采购监督机构对参与集中采购工作的部门、机构、人员以及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 医疗机构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必须具备开展相关高值医用耗材临床治疗的有关资质，主要职责包括：

（一）通过政府建立的非营利性集中采购工作平台采购集中采购入围目录内的高值医用耗材；

（二）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本单位的临床需求，提供采购信息；

（三）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与医用耗材生产企业或被授权的经营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明确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四）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

（五）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政策，按照有关规定对主要高值医用耗材的购入价、销售价、生产厂商和经销商等信息进行公示；

（六）配合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开展工作；

（七）加强内部管理，对高值医用耗材的采购、储存和使用全过程进行规范管理。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得购买集中采购入围品种外的高值医用耗材，有特殊需要的，须经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审批同意。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在集中采购活动中，不得发生下列行为：

（一）不参加集中采购活动，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集中采购活动；

（二） 提供虚假的采购信息和历史资料；

（三）未按照要求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签订医用耗材购销合同；

（四）不按照购销合同采购高值医用耗材，擅自采购入围品种外高值医用耗材，不按时结算货款或其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五）与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牟取不正当利益；

（六）未按照规定向卫生行政部门报送履约情况报表；（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章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

第十六条 集中采购实行医用耗材生产企业直接投标。医用耗材生产企业设立的仅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商业公司、境外产品国内总代理可以视同生产企业。

第十七条 参加集中采购活动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集中采购文件的要求，按时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委托书、产品和企业资质证明文件、近2-3年出厂（口岸）价、保证供应承诺函及被授权的经营企业名单等资料，在集中采购平台上如实申报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入围高值医用耗材可以由生产企业直接配送，也可以委托医用耗材经营企业配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研究探索减少流通环节，降低配送成本。负责配送的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具备在集中采购平台上进行销售的条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订单确认、备货、配送。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提供合法生产的高值医用耗材，并按照购销合同规定的产品及时供货，不得提供入围品种外的高值医用耗材。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按照购销合同规定，按时、按质、按量向医疗机构提供入围品种，承担配送任务，配送费用包含在集中采购价格之内。

第十九条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集中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产品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集中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没有不良记录；

（七）具有及时供货、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能力；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在集中采购活动中，不得发生下列行为：

（一）进行虚假宣传、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意投标，扰乱市场秩序；

（三）相互串通报价、妨碍公平竞争；

（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五）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购销合同或者不履行义务；

（六）擅自提供入围品种外高值医用耗材替代入围品种；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五章 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

第二十一条 各省（区、市）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目录。

产品分类目录是集中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分类目录的制订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具备兼容性、竞争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十二条 对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高值医用耗材，可以实行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方式进行采购。各省（区、市）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和确定集中采购方式。积极探索推进带量采购、量价挂钩的购销模式。

公开招标，是指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投标的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是指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投标的采购方式。

第六章 集中采购工作平台

第二十三条 集中采购工作平台是政府建立的采购、监管平台。政府拥有平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硬件设置要依托现有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平台，软件平台的开发和管理要安全可靠、功能完善、数据齐全、监管严密、专人负责、严格权限。

第二十四条 集中采购工作平台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一）公示集中采购各个环节、各类信息；

（二）提供与集中采购相关的信息查询和服务；

（三）准确汇总动态采购数据和统计分析数据；

（四）数据备份及网上动态监管；

（五）安全维护，有条件的省（区、市）可以引入数字认证机制；

（六）具有兼容性，具备同时开展其他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功能。

第二十五条 集中采购工作平台必须设立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中标价格、生产企业、供应商、注册证号、出厂（口岸）价等字段。集中采购结果电子版上传至卫生部药品集中采购信息交流平台。

第七章 集中采购实施程序

第二十六条 集中采购要建立科学的评价办法，要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性价比适宜”的原则，考虑临床疗效、质量标准、科技水平、应用范围等因素，对质量、价格、服务和信誉等进行综合评价。积极研究探索将经济学评价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

第二十七条 集中采购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程序实施：

（一）制订集中采购工作方案和集中采购文件等，并公开征求意见；

（二）发布集中采购公告和集中采购文件；

（三）接受企业咨询，接收企业提交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四）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协同相关部门对企业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五）公示审核结果，接受企业咨询和申诉，并及时回复；

（六）集中采购管理机构抽取各专业评审专家参与评审工作；

（七）组织开展高值医用耗材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合理划分产品类别，确定入围企业及其产品；

（八）公示入围品种，受理企业申诉并及时处理；

（九）入围品种报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审核；

（十） 公布入围品种，并报监督机构备案；

（十一）医疗机构与医用耗材生产企业或被授权的经营企业按照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合同范本签订购销合同并开展采购活动。

第二十八条 集中采购文件主要包括集中采购产品分类目录、评价办法、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提交的资质证明文件、配送方法和要求、网上采购办法、采购工作监督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集中采购公告应当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发布。公告应当载明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地址、采购范围以及获取集中采购文件的办法等。

第八章 专家库的建设与管理

第三十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负责专家库的建立和管理，集中采购工作机构负责专家在集中采购工作中的使用。

集中采购专家库根据产品的专业应用特点设不同组别，由临床、设备采购和管理专家组成，须经所在单位推荐审核后进入专家库。专家库人员数量储备应当达到使用专家的5倍以上。

入库专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集中采购工作中能够客观公正、廉洁自律、遵纪守法；

（二）临床专家须具有大学本科（含）以上文化程度、副高（含）以上专业职称，且有十年（含）以上执业经历，熟悉本专业知识，能胜任集中采购评审工作；

（三）设备采购和管理专家原则上须具有大学本科（含）以上文化程度，十年（含）以上工作经历，熟悉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的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能胜任集中采购评审工作；

（四）管理专家可邀请医保、财政、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代表参加；

（五）熟悉本专业领域国内外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

（六）身体健康，能积极参加集中采购工作，原则上年龄在65岁（含）以下；

（七）无违纪违规等不良纪录，并自觉接受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集中采购专家库维护管理与专家抽取使用相互分离，评审专家应当以随机方式抽取确定。评审专家的抽取过程如下：

（一） 在监督机构的监督下，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各专业评审专家参与评审工作；

（二） 专家人数应当为单数，每次不应当少于7人；

（三） 评审专家的抽取及通知工作在评审活动开始前24小时内完成；

（四） 评审专家名单一经确定必须严格保密，抽取结果及通知情况当场备案；

（五） 实行专家回避与监督评价制度，与采购工作存在利害关系的专家一律不得参与评审工作。

第三十二条 专家在集中采购工作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集中采购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二）依法按照集中采购文件确定的标准和办法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

（三）推荐入围品种；

（四）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反映评审活动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三条 专家在集中采购工作中，承担以下义务：

（一）准时出席评审活动，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

（二）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私下接触参加此次集中采购的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不得向外界透露评审情况，不得收受有关人员的财物；

（三）积极协助和配合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发现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在集中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监督机构或工作机构报告并加以制止；

（四）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五）遵守集中采购工作守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四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对入库专家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健全专家监督评价制度和退出机制，对不能公正、廉洁履行职责的专家应当及时取消其评审资格并从专家库中清除。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九章 质疑与投诉

第三十五条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对集中采购相关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提出询问。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第三十六条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认为集中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相关信息公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提出质疑。

第三十七条 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三十八条 提出质疑的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对集中采购工作机构答复不满意，或者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集中采购管理机构投诉。

第三十九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投诉后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第四十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暂停涉及该事项的采购活动。

第四十一条 投诉人对集中采购管理机构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集中采购管理机构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章 监督管理及处罚

第四十二条 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要设立举报电话、开通电子邮箱等并向社会公布，使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对相关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十三条 建立集中采购工作流程、监督制度和多重复核制度，使每个环节和程序都处于监督之下。

第四十四条 集中采购监督机构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组织实施情况；

（三）采购信息公开情况；

（四）采购制度建设情况；

（五）询问和质疑处理情况；

（六）集中采购不良记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情况；

（七）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情况。

第四十五条 实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不良记录动态管理制度。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列入不良记录并网上公示，取消该企业所有产品的入围资格，自取消之日起两年内，集中采购管理机构不得接受其任何产品集中采购申请，全省（区、市）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采购其产品，原签订的购销合同终止。

（一）经执法执纪机关认定，在高值医用耗材购销活动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

（二）提供虚假、无效文件的；

（三）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入围的;

（四）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意投标，扰乱市场秩序的；

（五）对入围品种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的；

（六）不配送或不按时配送入围品种，影响医疗机构临床诊治的；

（七）经医疗机构验收确认，配送的高值医用耗材规格、包装等信息与入围品种规格、包装等信息不一致并不同意更换的；

（八）以入围品种外高值医用耗材取代入围品种进行配送的；

（九）违反现行医疗器械价格管理规定的；

（十）恶意申投诉，扰乱集中采购正常秩序的；

（十一）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参与集中采购的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视其情节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不参加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活动，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集中采购活动的；

（二）提供虚假的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历史资料的；

（三）不按照规定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签订购销合同的；

（四）不按照购销合同采购入围品种，擅自采购入围品种外高值医用耗材替代入围品种，不按时结算货款或者其他不履行合同义务行为的；

（五）高值医用耗材购销合同签订后，再同企业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六）收受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钱物或其他利益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集中采购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视其情节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违反集中采购方式、程序、时限要求和信息发布等有关规定实施集中采购的；

（二）在文件材料审核、高值医用耗材评审遴选等方面疏于监管或设置歧视性条件的；

（三）违反规定建设、管理和使用专家库的；

（四）违反有关信息维护和安全保障规定，或者谎报、瞒报、擅自更改高值医用耗材采购数据信息的；

（五）对医疗机构和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的违约情况调查处理不及时的；

（六）接受可能有碍公正的参观、考察、学术研讨交流等，索取或收受钱物，谋取单位或个人不正当利益的；

（七）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范未尽事宜，按照政府相关部门政策法规执行。其他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规范由卫生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参考目录




附件

参考目录



类别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品目

血管介入类

涉及：冠状动脉、结构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周围血管等
导管、导丝、球囊、支架及辅助材料

非血管介入类

涉及：气管、消化道（食管、肠道、胆道、胰腺）、膀胱、直肠等
导管、导丝、球囊、支架、各种内窥镜涉及的材料

骨科植入

涉及：脊柱、关节、创伤等
人工关节（椎体、椎板），固定板（钉、针、架、棒、钩），人工骨、修补材料等

神经外科
颅内植入物、填充物等

电生理类
标测导管、消融导管等

起搏器类

涉及：心脏、膀胱等
永久、临时、起搏导管、心脏复律除颤器、起搏导线等

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
人工心肺辅助材料、透析管路、滤器、分离器、附件等

眼科材料
晶体、眼内填充物等

口腔科
印膜、种植、颌面创伤修复、口腔充填、根管治疗、粘接、义齿、正畸、矫治等材料

其他
人工瓣膜、人工补片、人工血管、高分子材料等